专访：中医药文化科普 研究基地负责人梁永宣

       记者：梁院长您是中医专家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国外建立的首所孔子学院--学校法人兵库医科大学中医药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您对中医在世界发展的现状有何见解？ 

       梁院长：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目前普遍受到关注，这和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在瑞典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非常重要的联系。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这个消息对于医学史研究者而言倍感兴奋，因为我们常年授课讲世界各地名人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今天终于有标志性的中国中医药成果载入史册了。2012年我主编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面向中医院校学生应用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当时作为现代医疗成就的一部分，就专门加入了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情况，恰好2016年教材出修订版，于是又补充了2015年10月屠呦呦因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而获奖的内容。

       同时，有关屠呦呦成就的介绍自然地融入到了目前中医药孔子学院的对外宣传中。2016年3月我们还专门安排了带领日本中医药孔子学院的学员——兵库医科大学、医疗大学15名学生赴屠呦呦工作场所参观的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记者：梁院长中医在世界上的发展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需要改进？

       梁院长：谈到中医在世界上的发展和应用，就需要了解东西方医学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公元2世纪，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即汉代名医张机（字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和古罗马名医盖伦（Galenus，约公元130-200年）。他们在中西医学的历史进程中被分别尊称为“医圣”和“医王”，各自继承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创造了迥然相异的医学成就。以二人为历史标志，由于所处时代生活水平、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各自思维方法论的差异，使之后的中西医学踏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并按其特征发展演变至今。如果简单概括而言，张仲景主要关注具体疾病的有效防治，而盖伦则倾心于探索人体的结构和功能。

       正如大家所耳闻，中医的主要思路是根据病人的外在表现，通过望闻问切诊断，对患者进行综合分析后，推断身体内部的变化，得出对疾病的判断而开出处方；而西医学起初源于对解剖学的关注，之后的发展则与科学技术进步发生了密切联系。因为要诊断疾病，必须需要依靠客观观察到的指标，早期是肉眼所见，之后逐渐更新为显微镜、超声波、电子计算机、核磁共振等关键技术的支持。

        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要真正理解并应用中医，都需要了解其产生背景，思考其理论依据与中国古代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关系。当今世界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是接受了18世纪工业革命后蓬勃兴起的近现代科学体系，标准化、科学化的思想很自然地深入人心，所以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会因管理者、应用者的思维方式而决定其结果。当遇到某种顽疾应用现代医学治疗未果、转向传统医学得到显效时，便会对古老的医学大加赞赏，反之则不理解或者加以否定。

        实际上现代医学和古老的中国传统医学在诊疗疾病方面各有其优劣之处，只要对维护世界人民的健康发挥了作用，就应该给予正确、客观的评价。

        我个人对于日本应用中国医学的状况相对了解一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古籍特别是一些善本在国内散佚，但在日本有所保存。2014至2015年间，我曾经撰写文字介绍了日本8处国立、私立机构收藏中国医书的状况。中医界医生几乎每天都会应用到的张仲景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之最善本，也是20世纪日本研究者在北京学习期间所发现。日本学者对中医学各方面都有钻研，在中国原有 “丸汤膏丹”制剂的基础上，日本研制发明了汉方颗粒剂，在1967年便有6种被政府收载为医疗保险用药， 1976年增为40种，而自80年代起猛增为148种，直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的应用历史。当今很多赴日本旅游的中国同胞，涌至日本药妆店购买其汉方制品，孰不知在148种制剂中，出自日本医书及经验方者仅有约12种22方，源自中国医书者则为17种126方，特别是汉代名医张仲景的方剂占148首中的71首。中国古代名医的成果直到今天都在保护着其它国家民众的健康。

       诚然销售量与日本的制药加工提炼技术有相当深刻的关系，但作为东方医学的发源地——古老的中国医学应该在世界上具备更高的学术和经济地位，这也是今后需要中医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目标。
       记者：感谢梁院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文章来源：北欧华人网）